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青楼妓院并非违法经营场所，甚至王公大臣乃至当朝皇帝都会偶尔光顾，然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禁娼扫黄也是进行的十分彻底的行动。
宋仁宗赵祯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
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国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
其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
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
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
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
顺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
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
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天朝布告天下 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
天朝布告天下 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札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
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时称“十里洋场”，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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