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之太后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制造谣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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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从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对福临来讲：其父为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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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据章开沅氏《清通鉴》，顺治四年七月乙巳(初六日)：“摄政王多尔衮谕示，前令辅政德(其同母弟)、和硕郑亲王(其堂兄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顺治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及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率大臣请摄政王多尔衮在(即时年十一岁的顺治)前率众臣行礼毕，不必跪拜。谕曰：‘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顺治五年二月戊辰(初三日)：“定远大将军自四川班师回朝。三月初六日，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以其出征无功，且将希尔艮冒功事隐瞒，显系旧念未除;又将为其而死之罪人杨善之弟吉赛升为护军统领，实乃乱念不忘。虽三次戒饬，犹不引咎，应拟死。得旨：‘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豪格后瘐死狱中。”
多尔衮的快速膨胀，令整个大清王朝望而生畏。发生在这两年间的政治事件，其实是多尔衮全面“谋篡”的系统工程：第一、本是双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铎登上权位高峰;第三、不再行跪拜礼，凌驾于顺治之上;第四、处置肃亲王豪格，“幽系”，然后让其“瘐死狱中”。豪格为皇太极的长子，从理论上讲，为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碍，说灭就灭了。那么，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还看不出来的之心吗?很显然，下一步，建文帝被其叔父“革命”的结果，就可能落到福临头上。时年36岁的孝庄，下嫁时年37岁的多尔衮，以此化解她儿子可能面临的危机，绝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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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孝庄与多尔衮的互动，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极暴死时就有踪迹可寻了。因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书面遗嘱，也不及口头交待后事。这样，谁来继承王位，必须在最短期限内作出决定。因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极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豪格(时年34岁)，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第二、努尔哈赤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的亲兄弟们，如(时年60岁)、如多尔衮(时年31岁)，是有权参与的竞争者。第三、努尔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弟们，如济尔哈朗(时年54岁)，同样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虽然从公元1616年大清建国，但并无一套明文规定，厘定其继位传承制度，仍沿续部族强者为王的风俗，因此，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弟，都怀着觊觎之心。
时年六岁的福临，怕是连这场赛事的入场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却硬是将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国宫廷发生最高领导人更迭的时期，在这个黑暗渊薮里，无不带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气息，无不带有罪恶交易的肮脏味道。至于福临的母亲，在这场讨价还价的折冲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办法，所玩过的伎俩，现在已经无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谣诼，成为野史的话题。
尽管有许多竞争者，而且每个人都是冲锋陷阵，立功建勋的强者，但在这位女人眼中，其实只有60岁的代善，54岁的济尔哈朗，34岁的豪格，31岁的多尔衮，这四位都是强中之强。但孝庄掌握住这四位张着大嘴等天上掉馅儿饼的男人，其实都有其软肋所在。第一、他们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为王;第二、他们没有一个敢挑头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为王;第三、若因而出现三比一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强出头的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在秘密的多轮会商讨论后，这些人才接受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的6岁福临为主子，而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权且后延。到底是如何达成这个协议的，谁也不知道，但看得出来这个安排，极具孝庄色彩。因为她必须除掉豪格，为她儿子排除障碍。不仅仅是豪格不安于位的勃勃野心，还在于他的长子继承权，而这也是那三个男人相当顾忌的一点，于是，三男一女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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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儿子为皇太极继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头，分不到一杯羹的话，必然出现内乱。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驾马车”联合执政，终于定局。代善成为家族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行使家长的职责，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虚荣的大满足。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由于雄厚的实力，强大的支持，卓着的战绩，虽然合作起来很勉强，但不得不联手共同摄政，而实际上得到掌控的领导权。这三个人摆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胆敢作乱，也翻不起大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