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公的老婆是个著名的“醋坛子”，把丈夫管得死死的。李世民多次赐给房玄龄美女，他都不敢接受。很不高兴，把房夫人叫来问：“你是想老老实实地活命，还是为吃醋死掉?”夫人说：“我宁可妒忌而死。”说完，一口喝下了皇帝御赐的毒药酒。皇帝大惊失色，感叹道：“我都怕这样的女人，何况是房玄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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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多管闲事，非把几名美女赏赐给梁国公房玄龄当小妾，还指派皇后亲自出面做说客，结果，还是让房玄龄的夫人不卑不亢地顶了回来。皇权就能随便强奸良家妇女的意志吗?帝王就可轻易改变一个和睦家庭的结构吗?房夫人寸步不让，直接顶撞皇帝说：“妾宁妒而死”，没有丝毫商量与回旋的余地;皇帝以死要挟，她便慷慨饮鸩，而且“一举便得，无所留难”，简直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大英雄。房夫人维护了家庭完整与人格尊严，所谓“妒”当然也是健康的。“宁妒而死”打破了男人、女子独守空闺的制度神话，而被男人世界长期丑化、扭曲的“妒妇”行里，却豁然站起一名令人敬畏的“豪侠义士”来，甚至连皇帝脊梁沟儿里都冒凉气。“妒”也是“独”，爱的“自私”到了如此地步，已同树过牌坊的贞洁烈女了。如果以上情节属实，便很值得史官们好好说道一番。
当然，这是一桩轶闻，据正史讲，房玄龄的夫人确是贤淑恭顺，她相夫教子，直到丈夫70岁过世。其实，后人宁愿相信《隋唐嘉话》的附会，她人性的光彩照亮了自以为是的男性世界，原来，自己的妻女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尊严地说一声“不”。这正应了的人文理想：“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男人们做不到的事，女人做到了，尽管担负着遭人鄙夷的声名。中国古代史弥漫着妇女浓厚的宿命怨气，绝大多数人怯懦而阴柔。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有心，却无胆;有胆，却无力，无论如何也争不过父兄、拗不过丈夫;即使逃脱了家庭的束缚，仍然跳不出世俗的围剿――横竖有一口活棺材囚禁着。那么，男人的慷慨与情义在哪里呢?有关夫妻恩爱的种种杜撰是否应该打上一大串问号呢?有关女人地位的话题，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有过精彩阐述。该书1935年以英文出版，主要是给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阅读，后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翻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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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妇女的忌妒是随着姬妾制度的发展而来的。这是她们惟一防身的武器。一个好忌妒的妻子可以仅仅靠这种本能的力量阻止自己的丈夫纳妾，现在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果男人有一点理智的话，他会看到婚配是女人最好的、也是惟一的职业。于是，他就会原谅女人们这种职业的理论，不管他有没有纳妾。学者俞正燮早在1933年就发现，‘妒非妇人恶习’，失去丈夫欢心的妇女与失去老板欢心的职员，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没有结婚的姑娘与失业者的心情也差不多。人们在商业竞争中的职业忌妒与妇女在情场上的忌妒一样地冷酷无情……”
“中国妇女可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她们尽管被剥夺了很多权利，不可以做速记员，或者律师和法官，但是，她们是家里的统治者……家庭就是皇朝，她们可以任蒙自己的州长、决定儿孙的职业。”林语堂先生还说：“在任何国家，妇女的幸福不是取决于她们享受社会权益的多少，而取决于她所与之生活的男人的品质。妇女一直有性的武器，她们可以充分利用它，这是大自然为保障她们的平等而赐予的武器。从皇帝到屠夫，从面包师到蜡烛制造商，都曾经训斥过自己的妻子;也曾被妻子训斥过;实际生活中，女人并没有受男人的压制。真正受苦的是那些娶了不少小老婆，使自己的家变成恶毒女人之窝，只能从一个女人房间躲到另一个女人房间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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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对妒妇倒是刀笔吏们故弄玄虚了。比如房玄龄吧，本来过得好好的，至多是老婆约束严格一些，怎知道人家就是水深火热呢?多事的只是局外人，那些看客摆出了一副优越感十足的姿态：满怀悲悯地俯视，居高临下地搭救，以为这样就可以各得其所、天下太平了。其实，还是自作聪明、勉强人意。幸福本是个人灵魂的感受，外人乱哄哄地一掺和，好事儿也会搅成一锅粥。其实，古代这些勇敢的妇女，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取了地位和尊重。自己都不重视自己，怎么能让别人买帐呢?看来，妇女的待遇都是主动争来的，不过是担了一点恶劣的虚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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