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江晓梅、范立舟的《从苏词看的妇女观》，总觉得论述不够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妇女观，显然不能单纯从他的词着手，还要看他的人，看他对妻妾的不同态度。仅凭几首词，特别是仅凭《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来看一个人的妇女观，就由此断言其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进步的妇女观，似乎有些牵强。
东坡先生文风豪迈，堪称一代大家。我们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妻子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至今读来令人。这种对原配妻子历久不忘的深情，着实打动了历代的千千万万人心。然而把他对妻妾的不同态度对比起来加以考察，可就有点大煞风景，令人们不得不对他的深情形象另作评价了。
东坡先生有句曰：“枝上柳絮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可能也是他的妇女观的一个侧面。纳妾乃古代文人通行之举，这本无可非议;然妾者也是人也，对待姬妾之情显然不可与对待亡妻相提并论，但也不能相差太巨，这种观点大概并不为过罢?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基本是无情无意，完全如宗法制度，仅仅是将她们视作私人物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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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平生坎坷，多次被贬，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这也许可以作无奈解释;然而这其中据说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他也无暇过问，这就有点了。后来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东坡送人之妾所生的苏轼之子，就连苏东坡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而与梁、孙亲密无间。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寻觅芳草召姬纳妾最后竟闹到有了孽债这个结局，也是弃之如弊帚，东坡先生待妾有何情意可言?
据说更凄凉的是一位名叫春娘的妾，苏东坡的朋友蒋某来为他送行，偶然见之，大为钦慕，便欲以白马相换。东坡先生立刻点头应允。但这消息被春娘听说之后，却坚辞不肯，指责其名曰怜香惜玉，却要将人换马!激愤之下，当场撞槐而死。――虽然是姬妾，却也是女人，女人而竟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视做马驴，既恨且辱，真是了无生趣，东坡先生进步的妇女观难道就是如此行状吗?
在苏东坡的姬妾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苏东坡送人、得以陪他流放岭南的姬妾，也是多少人褒扬他的深情形象的有力佐证了。然而细细考察之，当时的苏东坡虽然已经鳏居，尽管王朝云与他、尽管王朝云还为他生下了儿女，她仍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正式妻子，到她死后，苏东坡也仍然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姬人”二字。因为她出身卑贱，因为以妾为妻乃是当时社会大忌，于是这个聪慧的女子便只能一生无闻。虽然她通晓经史、临终大悟，也无力改变人生。
苏东坡的待妾之道，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头很有典型意义。他以豪迈豁达闻名，待妾也不过如此。王朝云是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娶之为妾的，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四十岁了。在苏东坡的妻妾中，王朝云最善解苏东坡心意。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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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在黄州时，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元丰六年，王朝云为苏东坡生下了一子，取名遂礼。驾崩后，继位，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了的新法;苏东坡又被召回京城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任小的侍读，这时的苏东坡，十分受宣仁皇和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的赏识，政治上春风得意。两年之后，苏东坡再度被贬任杭州知府。杭州百姓非常爱戴他。
此后苏东坡又先后出任颖州和扬州知府。宋哲宗时被贬往南蛮之地的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这时他巳经年近花甲了。身边姬妾陆续散去，只有王朝云始终追随。这时的苏东坡亦良心发现，感叹作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仙。序云：“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然而时间不长，王朝云在惠州又为苏东坡生下一子，取名干儿，产后身体虚弱，不久便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四岁。
朝云死后，苏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可是最终他仍然爱惜名声，未能给她一个名份，他对姬妾的态度可见一斑。当然，妾身下贱，妓女就更下贱了，这也是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东坡先生虽然常常与名妓互相唱和、名士风流，但是心里头，是鄙视她们的，不曾当真爱护或疼惜过她们的身世遭遇。苏东坡曾称一名妓为“知己”，可是他始终不肯纳她为妾，名妓只能在绝望之余落发出家。因碍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因内心深处那种认为妾身下贱的对妇女的歧视作怪，即使知音如王朝云，结局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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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下去考察，我们不能苛求东坡先生就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观，那是不现实的。同时，评价历史人物还不能同评价他的作品完全相提并论，因为如果以作者的妇女观为惟一角度来评价他的作品，往往很容易把今人的道德评价标准强加到古人头上。
如果以现代的思维方式去强求古人，从纯粹道德角度去阅读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影响阅读者对作品的真正感受，从而带来这样的疑问――我们究竟是在进行文学欣赏，还是进行妇女观的道德评判?
此文既然是在论述东坡先生的妇女观，本着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下去考察的原旨，就不能一并把东坡先生脍炙人口的大作都全盘否定，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仅就东坡先生的妇女观这个议题而论，其妇女观就是在当时，是否就能称得上一种进步的妇女观?这大概还是需要商榷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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