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权力攘夺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个时代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临刑，还抚奏了一曲《广陵散》。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范缜出现了，并写下了驳斥佛教的《神灭论》。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双方都是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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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以一己之身与当时的口舌相争，不可谓不勇敢。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范缜的勇敢是倚仗于梁武帝的大度，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渊源。
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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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其人，在罗贯中的《演义》中是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被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难上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操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著名文章里，就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旷世枭雄”，并说读史的人总是批评曹操使诈使贪的道德过失，却不知此人“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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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3道诏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出于贱人，，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县吏也，、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于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之所以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虽然、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陈寅恪先生所谓曹操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就是在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