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与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不论他们的借口如何，他们对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刘璋对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应该因未被重用而出卖刘璋。君子与小人之别，正在于此。君子的处世，是有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该留得很有道德，所谓“为贫而仕”，按照听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贡献全部的力与智。这叫做，待我以众人，则以众人之身份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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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把我看成了庸碌之辈而不予重用，我只能在下列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一、不就此职，或辞去此职，在别处另找知己。二、忍气吞声，，做出值得令人的成果;同时，骑马找马，注意更好的工作机会。倘若，既已就职，又不辞职，天天大发牢骚而不肯勤于工作，同时又把职务上的机密，卖给长官或雇主的竞争者，甚至勾结长官或雇主的敌人，卖主求荣，那末，不是小人是什么?
我因此要给法正与张松一个千年以下的“论定”：这两人是小人。
法正早该离开益州。他不离开益州，每月照拿刘璋发给他的薪水，却暗中勾进来，把益州卖给刘备!他不是小人，是什么?他而且是小人之中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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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并不曾被刘璋冷落。他当了益州的“别驾”，在地位上仅次于州牧与“治中”，刘璋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这个张松呢?法正出卖刘璋，已经该死;这张松以别驾的身份而出卖刘璋，更是该死、死有余辜。也许有人会说，刘璋是不值得法、张二人对他效忠的。那末，法、张二人，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刘璋?另有一些人，被《演义》的纯主观的叙述所迷，以为只有刘备才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所效忠的对象。小人而能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与刘备相反的立场，就不再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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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个人连刘备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固然做了不少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于北海国被黄巾围困之时，对关、张二人的义气始终如一，屈身，虚心向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请教(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刘备来拜访我。现今活到七十一岁，仍旧没有一个刘备上门)。然而，刘备不是圣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难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偷了徐州，不惜厚着脸皮，倒转来向吕布投降;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齐丢掉，只顾自己逃命，等等。
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甚至有时候连英雄都不是。单就夺取益州这件事而论，人家骂他“枭雄”，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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