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北望去，只见在阳光照射下，天安门城楼，气势磅礴，熠熠生辉。而在广场整体布局上，天安门城楼更是大有“横空出世”之气概，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广场核心建筑与制高点。
可多少人知道，现在人们看到的城楼，其实已经是1969年至1970年重建的城楼。
天安门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正门，曾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又因在历次大型庆典活动中作为主席台而，并进而成为了首都北京的代表性建筑和新中国的象征。因此，凡是来到北京的中外游人，无一不想一睹其庄严雄伟之风采。
以开国大典为标志，天安门城楼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给人民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心和力量。人民爱护她，珍惜她，为了她保持金碧辉煌的容颜，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倾注了深情和汗水。
在全国解放前，天安门城楼与整个北京城一样，已经是破旧不堪，解放后不得不进行几次修缮。
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因时间紧迫，北平市政部门只是重点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鸽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的整修。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这是自1690年(清二十九年)之后，在长达260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主要对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进行了更换，对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的彩绘重新进行了彩画。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工人们竟然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而弹壳上还隐约可见几个英文字母。这3发炮弹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使人不由地回想起我国近代史上屈辱的往事。
天安门城楼经过这次修缮，整个面貌。北京市政府为把城楼的大殿装饰得更有气魄，更有古朴典雅的民族风格，决定将大殿内的宫灯全部更换，并决定请一批国画大师为新宫灯作画。
老舍先生闻知此事后，决定为修缮天安门城楼尽一份心力。他亲自出马，邀请到当时最擅长国画的诸多名家――于非、徐燕荪、王雪涛、文、胡佩衡、溥雪斋等老先生参加这项工作。
这些国画名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奇妙的构思、精湛的笔墨，为巨大的新宫灯四面配画。这些名家的大手笔果然不同凡响，为古老的天安门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1956年，北京市政府又对天安门城楼东北翼角及劈裂、脱样的角梁进行了翻修，并且接长了城台栏杆扶手。为确保天安门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在天安门顶部四周安装了避雷设施。
然而，天安门城楼自1465年(明成化元年)建成后，毕竟已有500年了。5个世纪的和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所伤及的绝不仅是表面肌肤，内中沉疴也在情理之中。
在60年代初的一次检修中，技术人员发现城楼大厅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根12米高的巨柱，已经空了近10米。有关人员迅速将这一险情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中央立即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又发现，天安门城楼因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加之市内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已严重下沉，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结论是：问题很严重，天安门城楼应该重新翻建。
1965年，翻建天安门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不幸的是“文 革”很快开始。在那破“四旧”的年代里，天安门的翻建筹备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
1966年3月的邢台地震，波及天安门，使天安门城楼的结构严重损坏、变形，已有260多年没有进行大修补的天安门，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脚木、划架柱进行了加固，将部分倾斜的梁柱等构件增加了铁箍。
这些，都是些临时应急措施。考虑到保护天安门城楼这一历史古迹的需要，也为了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庆典时的安全，在“文 革”狂热的风潮刚刚平息下来不久，1969年国务院决定，拆除旧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模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建筑材料全部更换新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方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于1969年12月15日开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有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适合进行建筑的季节，水泥在寒风中往往没有使用便会凝结。当时选择这个时候动工，是因为明年“五一”节要照惯例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临，不得不抓紧时间施工。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公司组建了天安门工程现场指挥部，组织了4个施工连队。整个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队伍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为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需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用钢管搭架，就需1个月的时间。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方法，用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天棚，将城楼围得严严实实，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不到10天搭好天棚。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个施工期间，尽管外面是的隆冬，棚内却温暖如春，昼夜通明。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共组织了拆除、大木安装、屋面(上穴下瓦)瓦、油漆彩画、管道五大战役。
拆除旧城楼，这是开工后的第一个关键项目。
鉴于新建城楼要保持原来的形制和规模，所以拆除旧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既懂经纬仪又机灵的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他和测量局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地测量。在之后的拆除工作中，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需照原样画下图来，并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
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在拆除工程中，人们发现了数百年前的镇楼之宝。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质结构，拆之前断掉全部电源。姚来泉师傅带着两个人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他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他在最中央的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里面露出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轻叩了一下木盒，说道：这是金丝楠木的。然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姚师傅从里面拿出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来仔细端详，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从里面拿出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用手指一捻，变成了朱红色的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后说道：是朱砂。此外，盒中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说道：就这些东西了。
当时，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道：这是百年真朱砂啊!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后全部上交国库。
到新建城楼时，姚师傅也没忘记在原来放“宝盒”的位置，放上一件当代“避邪物”。他精心准备了一块17厘米高、12厘米宽、3厘米厚的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并用金箔贴字，耀眼明亮。姚师傅将汉白玉石字体朝南、小心翼翼地插进混凝土里1/3处。这块汉白玉石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拆除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大木安装。
最初从旧城楼上拆下来的木构件，都经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交给北京光华木材厂按图纸进行加工。据北京古建筑公司的工人讲，翻建天安门时斗拱所用木料都是楠木，来源于东直门城楼。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制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至于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有上千种规格，上万个部件，上下垒叠，纵横交错。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径米，最细的也有米，每根12米长。那些重7吨以上的，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也只能拉一根。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运输成了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两架飞机吊太危险。最后许多木料都是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色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
木工活完毕，便是油漆彩画。所有描龙画凤的制作都经过严格的1麻5灰13道工序。最后贴金箔，重修的天安门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俗话说“一两黄金盖一亩”。此话虽然夸张，但却道出了黄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金箔薄如纸而锋利无比，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就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他亲自听取汇报，审阅图纸，多次批示有关工程的请示报告，使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例如，在施工当中，“文 革”中红极一时的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总理表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做。
又如，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政治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是，“金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
重建天安门城楼，斗拱尺寸加大，又调整了屋顶的举架，增加了屋面的坡度，在两檐之间加高87厘米。这种加高，只不过是根据木结构建筑因年久下沉的比例，使天安门恢复到原有的米高度。加高后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很难察觉到，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吸收了的建筑手法，加高了斗拱的斗头部分，使飞檐更加上翅。这样，不仅使天安门显得更加雄伟高大，而且还使挂在重檐之间的国徽得以昂头，显得更加庄重。
最后一道工序――挂国徽。直径米、需8个人抬的国徽由北京雕刻厂完成。当时周恩来对挂国徽十分重视。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这个关。
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姚来泉师傅。当他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检查通过。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一丝一毫不能偏差。测量局的同志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高级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国徽的位置――整整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重建的天安门城楼，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
重建天安门城楼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整个工期112天。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10层作业，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完全保留了她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并按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据统计，有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时用工达2,700多人，此次重建的施工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重建工程于1970年4月7日全部竣工。4月11日下午3时，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视察。在城楼上，日理万机的总理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望大家，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设得这么好!谢谢你们。”
视察完重建的城楼后，周恩来与工人们亲切握手道别。这年“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登上天安门，因外界还不知道城楼已是重修的。
几经风雨，1984年共和国迎来35周岁生日。为迎接改革开放后的重大庆典，作为阅兵庆典的主席台天安门城楼，再次得以修缮。
天安门城楼大殿厅内，安放了重新制作的17盏古雅的大型玻璃宫灯。其中正中大厅中的一盏玻璃灯重450公斤，其余16盏均为350公斤。每盏灯皆呈6边形，6角各引出一盏伞形小灯，别具特色。乳白色的玻璃灯罩上绘有金龙图案，古朴庄重。
在这次修缮天安门城楼时，技术人员提出天安门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座古建筑，只有用传统的图案才显得和谐与自然，才能与天安门的地位相符。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那里，万里当即拍板改画“金龙和玺”彩画，这一决定，终使天安门城楼上恢复了殿内原有的彩色风貌。
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修建得精致华丽，对称于大殿两侧，显得大方得体，增添了整个城楼的宏伟气势。这两个耳房实际上是电梯房。
城楼西侧的电梯，安装于开国大典前夕，是一部土电梯;东侧的电梯，安装于1970年。1989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将天安门上的旧电梯换上了性能良好的奥迪牌电梯。
红色是天安门的主体颜色。多少年以来，天安门上所用的红色涂料一直是铁红粉，也就是红土的浆液，人们称之为“广红”。“广红”的特点是古色古香，深沉大方，用在天安门这座古建筑物上，更加显示出城楼的尊贵和雄伟。但铁红粉粘合度太低，涂到墙上，日晒之后容易粉化，而雨天之后，墙上就会出现“泪痕满面”的迹象，墙脚下还会积下红水。晴天之后，漆皮开始剥落，严重影响天安门的形象。
为解决这一现象，众多厂家和技术人员开始攻关。80年代初，七六一厂工程师罗明富率先攻克。他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发现古建筑物的外表质地十分疏松，涂料需要有特殊的附着力和渗透力。经过他不懈地努力，适用于天安门等古建筑的专用漆――815型古红漆，终于在1983年研制成功。这种漆具有不反光、不褪色、耐寒冷、耐日晒、耐雨淋等优点，而且色调与铁红粉类似，明快而不妖艳。815型古红漆，如今已成为修缮天安门的专用漆。
1991年，天安门城楼上装置了238组立面泛光照明设备。
1992年，又在城楼上安装了14芒四射的灯。
1994年，天安门及两侧红宫墙进行了大规模地修缮粉刷，新式大红灯笼取代了旧灯笼，更换了城楼地毯和大厅内壁画，厅内的红漆木柱、菱花格窗也全部进行了油饰。
历史上的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宫廷的大门。
天安门的背后的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帝王居住的地方，天安门城楼则是一道壁垒森严的大门岗。在明、清两代，普通百说进紫禁城，就连“T”形广场上的大明门(大清门)或东西长安门都不许接近。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那巨大的拱门终于打开。普通人可以自由地穿过金水桥，走进昔日的皇家御地，去参观金銮殿了。但天安门城楼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却有着极其严格的管理。
当时，不要说寻常百姓不可能上城楼，即便是长年工作在天安门管理处的人员也绝不能随便登楼。所有为天安门城楼做日常保洁或维修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并在中央警卫局备案。而且他们每次登楼前，均需用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得到许可方能登楼，并且还要对登楼人员、登楼时间及所做工作，进行详细的记录。显然，这是与中国确保中央领导人绝对安全的制度体系相适应的。
然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民 主、民权意识也在中国增长。更可喜的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意识，也在某些领导人那里出现了松动。198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曾经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可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毕竟还不够开放，胆子还不大，李先念的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得到响应。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4年。海内外的各界人士心中向往的，仍是开放天安门城楼。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老人，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30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以前谁想过可以进入中南海参观?现在不已经实现了吗?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这封信感染了胡耀邦总书记，也受到了当时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重视。万里、胡立圈阅了此信，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办法报中央审批。”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到批示后，立即责成天安门管理处着手办理，从售票、存包到参观路线以及各种安全措施都几经研究，又与天安门警卫部队认真协商具体办法后才确定下来。
有关部门在研究过程中，仅就是否允许观众带照像机一事，就反复磋商了好几次。在最初的方案中，从安全角度考虑，规定参观者一律不许带照相机。但方案上报后，有的领导认为，群众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希望合影留念。如果不设专门的摄影点，又不允许群众带相机，群众会感到遗憾。允许群众带相机，虽增加了保卫工作的难度，但却符合群众的意愿。为此，最终决定参观者可带相机，除大厅内禁止拍照外，天安门城楼上可随处留影。
开放城楼的工作在一步一步地进行着。1987年国庆节后，天安门管理处接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业的正式通知：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这一年是国际旅游年。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得以满足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心愿，也就成为当时北京市旅游局薄熙成局长的最大心愿。
为保证天安门城楼准时开放，天安门管理处的同志们已奋战了数日。他们将大厅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楼梯、平台、大厅等所有游客行经地段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
城楼大厅中的大型屏风，是做隔断用的，没有画像之类的装饰。这次他们为开放，特地在屏风上张挂了一批著名国画家所绘山水、花鸟画。天安门城楼刚开放时，在大厅东侧所悬挂的是一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4位伟人头像的油画，1991年换成悬挂至今的《人民万岁》。而西侧悬挂的则一直是油画《开国大典》。此外，大厅里的座椅、茶桌、挂钟等，也都按国庆大典原样陈设。
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在游人登楼前，北京市旅游局在城楼上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剪彩开放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人们仿佛真的只把天安门城楼的开放等同于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开放。
这一天早晨7点多，天安门登楼售票处前，75岁的东四人民商场退休的老会计高锡武第一个站在了售票窗口前。9点整，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售出，票价10元。
高锡武老人素衣布鞋，缓步登楼。作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座不寻常的城楼的第一位普通人，老人接受了薄熙成局长馈赠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和一张证书。同时接受这份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游人卡特夫妇，他们是最早登楼的外国旅游者。
天安门开放第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就有2,000多人。这一年，登楼人次就达60多万。再往后的8年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次激增至1,147万，其中不仅有中国普通百姓、外国游客，还有卡斯特罗、细川护熙、金泳三等著名人物及50多位外国部长级以上嘉宾。
天安门城楼的开放，拉近了人民群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为此，国内和国际各大通讯社都及时播发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消息。
天安门城楼，从此揭开神秘面纱，向人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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