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一车间铆焊工刘源,被工友告知:“有你的通知书!”
他跑着去车间办公室。按惯例,车间办公室外边的窗台上,摆放着用皮筋扎着的一摞信。其中的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字样。
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也是“最大的走资派”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门槛。
26岁的刘源历经跌宕的命运,在此再度转了一个紧要的急弯儿。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
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
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进去。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属于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如果没写这封信,后悔是一定的。
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这最后一个40人的考场相对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77级。
刘源上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
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
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
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
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
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在周兴旺的记忆里,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去的,经验丰富。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
周兴旺在见到刘源的一刻,内心酸楚。眼前的小伙子,一身紧袖口灰蓝色工装,已经显旧了。周想:怎么也是个国家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家里人落到这样。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老师讲课,也会批一下刘少奇
在师院东风楼101教室,崔耀先有过一次迎新讲话,他说:我们这届招了997个学生,996个都是劳动人民子女,1个是“可教育好子女”。
同学们就相互打听,哪个?谁?谁是刘少奇的儿子?
十几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在师院77级碰了面。开学第一天,同班的王宏治一进教室就看见了妹妹的小学同学刘源,俩人一通猛聊之后,王宏治还冲着来打听的同学说“不知道”,本能地替刘源遮瞒身份。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
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10年。
“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总会回来。”但一个国家和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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