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在元代叫什么 元朝驿站制度曝光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

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邮票上的两处驿站遗址，均属明代。孟城驿是一处水马驿站，在江苏高邮古城南门外。鸡鸣山驿在河北怀来，是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驿城。

元朝驿站制度

驿站制度是元帝国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对维持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窝阔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史集》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几种版本各有不同。俄译本作：“从契丹国到该城(按：指和林)，除伯颜(BAYAN)站以外，还设有一些站，被称为‘纳邻站’(唧нарин-ям)。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37站。在每一驿程上，置一千户，以守卫那些站。他建立制度，让每天有五百辆载 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哈剌和林]；把[它们]储于仓中，以便取用。为[运送)谷物和酒建造了[一种)庞大的车，每辆车要用八头牛运送。”在蒙古草原与汉地之间，元时辟有从和林至上都的驿路三条：帖里干道(temgen，蒙语意为车)，全程57站。木怜道(monn，意为马)，计38站。纳怜道(narln，意为小)，计24站。《史集》所记的bayan(意为富)或tayan，殊难索解。又每站置军保护，或作千户、或作万户，《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每两土绵(即万户)供应一所驿站。”亦俱难置信。据张德辉所记：越扼胡岭(野狐岭)，始人蒙古草地，“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大都至上都间有村，“大食人称此村为Chula或赛典赤之驿站Saiyid Ajill's jam"iam"。这对张德辉的各以主者命名之说，是一个旁证。

至于汉地建驿，似在窝阔台即位之元年与草原地区皆同时进行。其年十一月，“敕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这明显地是针对汉地农耕百姓而发布的。站赤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来往使臣的生活所需与交通工具，同时运送进纳的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等御用诸物。管领者为乞里合台。乙未(1235年)籍民，军、站皆与民户分别立籍。从这以后，驿站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忽必烈即位后，用佛家奴策进一步发展了驿站制度，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制度。任霍木海总管诸路驿。至元二年(1265年)，颁行了《立站赤条例》，同时大修诸地驰道。灭亡南宋之初，即在江南差拨站户，设立驿站。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诸路设置水站。四周少数民族边远之区，也先后通辟驿道。“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沿海有海站。辽东行省自哈里宾(今哈尔滨)以北，至于混同江口的征东元帅府(奴儿干城)，则以犬曳小车行冰上，称作狗站。故“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据《元史》所载，腹里计陆站175处，水站21处，牛站2处。河南行省陆站106处，水站90处。辽阳行省陆站105处。

商代的邮驿发展

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