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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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引发的“考古热”温度还未降低,“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又新鲜出炉,为这股热浪再添一把火。 这个被俗称“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学术品牌,在2020年度选出的六个国内项目均卓尔不群,有的是“之最”,有的是“首次”,还有的是“填补空白”,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8000年前的海岸线在这里 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员孙国平介绍,该地区距目前的海岸线有40公里,而此次考古发现却证实,8000年前,这里是古宁波湾,发现的大量贝类遗存和生产生活用具就是海边村落的先人们留下的。 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7800年,而且被深埋地下5~10米处,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这里是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由此,宁波的历史轴线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 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确认遗址现存面积约117万平方米,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顾万发介绍,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这里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有关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比如其“品”字形布局、“一门三道”的宫殿形制,在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后世遗址中多次被发现,可谓是古代宫殿的鼻祖。值得一提的是,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 商代长江中游最大的铸铜中心 郭元咀商周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地区,是目前长江中游地区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为研究殷商青铜铸造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原料运输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发现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刚表示,经过实验室分析,郭元咀商周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成分,与位于河南安阳的洹北商城等都邑出土的金属资源一致,这表明,该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有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 西周西北边陲诸侯国的都城 姚河塬西周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确认遗址面积约86万平方米,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内城的东部、东北部为高等级墓葬区,墓葬区南部为铸铜作坊区和制陶作坊区,中部为夯土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内城东南部为小型墓葬区。外城发现有房址、窑址、灰坑、窖穴、道路等遗迹,主要为当时的一些普通村落。姚河塬西周遗址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勘探发现较多的大型储水池,有干渠与这些水池相接,其与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等关系密切,表现出该遗址人群非常重视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姚河塬西周遗址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强认为,这里有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及刻字的卜骨等,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 唐代新疆边境的军事生活 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的荒漠地带,已出土各类遗物1220余件(组),其中最珍贵的是780余件(组)纸文书、木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兴军介绍,这批木牍、纸文书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从中可以确认,该烽燧属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属的军事设施。 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的发掘再次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焉耆镇的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唐吐蕃时期吐谷浑王之墓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是公元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考古出土了大量金银器、铜器、皮革、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发现了一枚方形银印章,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由此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这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介绍,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