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西杨村抗旱打井的9位农民，偶然地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这次，农民们将发现新“瓦爷”的消息，向乡领导作了报告，乡里再向县里作了汇报，县文化局随即派人，前往打井现场了解情况，并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经过几十天时间的工作，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出土了如此重要的文物，无疑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掘井的现场，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又好奇、又兴奋，总是围着考古人员问个不停。有的问：这里距秦始皇陵这么近，会不会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有的问：秦始皇陵到这里，中间有好几条大冲沟，它怎么可能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呢？有的问：打井中挖出的瓦爷，是不是和陵上过去出土的陶俑都一样的呢？有的问：埋在地下的木头，没有大量的空气，是怎么燃烧起来的？有的问：为什么只是看到一些铜的兵器，而没有其他铁制的兵器呢？有的问：听说井底下有一道砖墙，那是什么样子的？有的问：不知道地底下，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瓦爷啊？
由于提问的人实在太多，考古人员很难一遍又一遍地作出答复，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信不信，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就迅速地出现了。有的说：早就听老人们讲，这地下过去也挖出很多像人一样大小的陶人来，认为是不祥之物，就把它打得粉碎了。有人说：地下挖出的砖，质地很好，上面有字，好像能卖个好价钱。有人说：听县文化馆的干部讲，地下挖出的陶人，好像是秦代武士俑，如果是这样，那意义就大了。有的说：这里距秦始皇陵很近，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有的说：皇帝死了总是要有人给他陪葬的，最早用活人陪葬，后来用俑来代替，秦始皇生前就为自己预修了陵墓，陶俑肯定就是为他陪葬的。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为什么在史料中一点记载都没有呢？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为什么不放到秦始皇陵的里面去呢？过去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跽坐俑，个子都很小，头上梳的发髻不歪不偏，为什么这边出土的陶人，个子都很大，头上梳的发髻却歪到一侧，差别实在太大了，让人无法相信这同时都是秦代的风俗习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这边的陶人所要陪葬的可能是另有其人，为了能进一步弄清情况，最好能够去查阅一下，历史上还有哪些人是葬在骊山北麓这块土地上的。等这些材料找到了，最终的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现场那是七嘴八舌、精彩缤纷，但也说明公众对于秦俑问题的关注程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产生多元学术思想的良好基础，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比如，1974年7月7日，当国家文物局的代表，会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陕西省文物部门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当他们看到这里与秦始皇陵有2公里的距离时，就纷纷提出意见：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还不能作肯定、准确的判断。
国家文物局的任际奉处长，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在1983年10月25日曾致信陈景元说：“目前，我还是赞同原来的说法，但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后来，他又亲口告诉陈景元：“当年对于秦俑的定性，最多只有70%的把握。”1982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胡乔木、梅益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明确地批示，在秦俑研究的过程之中，应该容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因为只有提倡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才能使学术工作不断地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秦俑“定性”的本身，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世界在迎来了21世纪，还秦俑本身的一个学术面貌。学术争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任何非学术性的因素，对于学术活动的各种限制、干扰和影响，应该全部加以驱除，进而创造一个正常、宽松、良好的学术环境。谁都知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各种报刊上争来争去，本身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什么人的权威。其实“百家争鸣”，一直是我国积极提倡和推行的学术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如果没有学术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科学创见。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才让人们能够从学术角度，去重新研究秦俑、认识秦俑，并且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去证明“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另一方面，对于谁是秦俑坑真正主人的问题，也以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为依据，进行了全面、系统、周密、科学地分析和论证。学术问题，不争不明；学术争鸣，越争越明；学术无国界，学术无禁区，为了对有关秦俑的这段历史，负起真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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