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谓礼文书中的一部分
徐谓礼墓的全貌一张照片
引出的盗墓大案
2011年3月的一天，郑嘉励从杭州赶到武义县博物馆讲课。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样的业务交流于他而言，司空见惯。但这一回，似乎注定会有些波澜。
课毕，博物馆馆长董三军拿来几张照片，让郑嘉励过目。
“是文物贩子正在兜售的，说是800年前南宋的文书。”董三军把照片递给郑嘉励。照片中的“文书”只有几卷，小楷 整齐地码在泛黄的纸上，看起来，似乎像某位官员的“履历表”。
南方的气候，夏季湿热、漫长。而眼前照片呈现的，分明是一张张字迹清晰的文书。800年过去了，纸质文物居然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真的吗？假的吧？
照片上，文书主要分“敕黄”和“印纸”两部分。困扰郑嘉励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件假文物，造假者为何要围绕一个叫“徐谓礼”的南宋人，苦苦地造出有关他的文书资料来呢？“徐谓礼”的资料在历史上近乎空白。有关这样一个人的“文物”，就算被造出来，其意义又有几何？
“有心要‘造’南宋的文书，完全可以造陆游的《庀头凤》，造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呀。瞧，多雅致的句子，写进去多应景。这样的风雅文物才能卖个好价格嘛。”后来，郑嘉励这样对我说。
而文书照片上传递出来的消息非常丰富、翔实。比如“嘉熙三年四月，少传平章军国事益国公……”在这份由当时的“尚书省”签发的“任命状”（也就是‘敕黄’）中，右丞相、左丞相的名字一一列出，如果是造假的文物，要恰好了解到那一年朝廷中丞相的名字，几乎做不到。“印纸”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生动，“印纸说明了，类似今天官员的‘绩效考核表’加上一些推荐别人当官的‘保状’。”
“我认为，这种文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今人无法造假的，必属‘真迹’无疑。”郑嘉励建议馆长董三军立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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