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腺鼠疫
“腺”指的是腹股沟腺或淋巴腺。腺鼠疫最初流行于啮齿类动物主要是鼠当中，通过寄生在其身上的跳蚤传播。跳蚤的前胃有许多逆生的角质棘状突起，当跳蚤吸取含有鼠疫杆菌的动物血后，变成为疫蚤，在温度适合时，鼠疫杆菌便在跳蚤的前胃和整个消化道繁殖，并形成菌栓逐渐阻塞消化道，当这种疫蚤再叮咬健康的人或动物时，病菌便随吸进之血反吐，注入人或动物体内，使之染疫。
鼠疫杆菌随后会攻击淋巴系统，以惊人的速度杀死细胞，造成腹股沟或腋下淋巴结肿大，这种肿大扩展速度快，每日每时都有改变，细菌从肿大的淋巴结移向肝脏、脾或大脑，使病人突发寒战、体温上升、头昏脑胀、呕血便血、产生幻觉。腺鼠疫发生于黑死病流行初期，这种鼠一蚤一人的接触传播，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潜伏期为2一8天，死亡率约为30%一70%。
二、肺鼠疫
发生于黑死病流行高峰期，分为续发性和原发性两种类型。续发性鼠疫是腺鼠疫的的衍生物，通过疫蚤叮咬而进入人体内的鼠疫杆菌在攻击淋巴系统后转而向肺部扩散，引起肺炎，致人死亡原发性肺鼠疫是无需疫蚤叮咬，人类通过呼吸直接将空气中带菌飞沫吸入肺部引发的疫病。
这种人到人的传播方式最具破坏性，由于其传播媒介简单，所以扩展得异常迅速，尤其是在冬季，室内人群集中、生活密集、低温湿润，是带菌飞沫存活的良好条件。肺鼠疫临床表现为高度衰竭，咳嗽、呼吸困难、紫绀、胸疼，继而出现血痰。其潜伏期为数小时到3天，死亡率约为90%。
三、败血型鼠疫
是鼠疫杆菌直接侵入血循环所致，表现为休克或心力衰竭，皮肤粘膜出血或多处腔道出血。败血型鼠疫的潜伏期短到24小时，致死率可达100%。
在西欧黑死病大流行时，这三种类型的鼠疫都存在。
老鼠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不洁的东西，这并不是人类天生的偏见，而是跟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下面的文字描述了与老鼠有关的一种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心里产生的恐惧：
“……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入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城市中心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这是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描写同名瘟疫的一段文字。当鼠疫降临的时候，人们惊慌失措的样子仿佛清晰可见。这种恐惧并不仅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之中，在历史上，它的确曾经使人们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到死神的降临。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惨不忍睹，在人类历史上，鼠疫一共有过3次毁灭性的大流行，每一次鼠疫的大流行都改变了世界历史。
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公元541年，当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踌躇满志，打算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一场灾难在他和他的臣民们头上降临，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鼠疫。鼠疫一开始袭击了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埃及。一时之间，埃及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无人埋葬的腐烂的尸体，随时都有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到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成堆的尸体在腐烂。瘟疫同样摧毁了农村，谷物无人收割，大群家畜简直变成了野生动物。
在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亡。在一天当中，就有5000—7000人，有时甚至1.2万—1.6万人因为瘟疫而离开这个世界。瘟疫使这座原本富丽堂皇的国际大都市彻底衰落了。一直到好几百年以后，它才渐渐恢复元气。据历史学家统计，这场大瘟疫使拜占庭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
这次鼠疫一共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死亡总数将近1亿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鼠疫不仅使查士丁尼一个时代蒙受了灾难，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
这场鼠疫使原本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的罗马帝国恢复事业戛然而止。人口的大量死亡使拜占庭帝国无力再组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远征军事行动。查士丁尼，这个原本雄心勃勃的帝国皇帝，面对这样可怕的情景，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他不再对征伐有任何兴趣，而是带领着帝国的臣民拜倒在了基督面前，面对生命的无可奈何，想要从基督教中得到安慰。整个帝国陷入了宗教狂热之中。
这就是鼠疫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的大流行，之后这一可怕的灾难总是不断地对人类发起进攻，而人们面对这样的灾难，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鼠疫最为猖獗的一次是在14世纪，这一次的鼠疫造成了巨大影响，成为欧洲历史的大拐点。
这场鼠疫被当时的人们称为黑死病，这是因为患者死后皮肤通常会变成蓝黑色。那些染上黑死病的人们在发病后，多则四五天，少则几个小时就死亡，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14世纪中叶扫荡西欧的黑死病源起于亚洲，这是学者们达成共识的一点。但是，关于黑死病的最初疫源地及其传入西欧的路径则没有统一的说法。
但是，黑死病固然是外来的，但是其大规模的扩散则要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因素。其理由主要是，第一，过度的垦荒运动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疫病流行。
第二，人口的密集和卫生条件的恶劣为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施鲁斯伯里认为，除了肺型鼠疫外，老鼠在瘟疫传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4世纪40年代，埃克赛特一约克一线东南部的英国人民勤劳、农业发达、人口密集、交通便利，这就为老鼠“不遗余力”的传播瘟疫创造了条件。
第三，贫困与饥饿所导致的普遍的营养不良使得人们自身的抵抗力下降，加之医疗技术的低下，卫生条件差、人们无力抵抗瘟疫的肆虐。
而最新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影响这次鼠疫传播的重要因素。
13世纪以来气候的变化，是一种长时段气候变化的开始，它恰恰发生于中世纪人口有过多倾向、而人们的应付机制还没有大规模发挥作用的时期，这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不是一种长时段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气候的调整被一个“突发事件”打断了，这个“突发事件”，就是黑死病。
瘟疫首先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很快，黑死病将魔爪伸向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在西班牙西南部，仅马洛卡一地就死亡了3万多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是死于黑死病。
在法国北部，弗兰德城邦人口数量因之下降1/5。在神圣罗马帝国，埃尔富特死了1.2万人，明斯特死了1.1万人，美因茨死了6000人，均相当于当地人口的1/3以上。
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到1348年，整个欧洲大陆全部陷入了瘟疫的包围之中。1349年春天，黑死病开始进入欧洲唯一的“净土”英格兰，并很快蔓延到英国全境，就连最小的村庄也不放过，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5月，原本拥有5万人口的伦敦锐减为3万;洛维奇的人口从1.2万减少到7000人。到1351年，英国已经损失了它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在英法战争中的损失的全部人口。
1348 -1352年是黑死病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死亡的人数超过了6200万，使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3。之后，它在欧洲的传播势头开始迅速减缓。不过整个14世纪，黑死病常常带着死亡的魔爪光临欧洲。1350 -1400年，黑死病使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短到20岁。随后的300多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多次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欧洲中世纪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黑死病，加上战争和饥荒，使欧洲约半数人口命丧黄泉。
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力锐减、物价上涨、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等，它带来的大毁灭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黑死病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神学，打破了教会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但在黑死病到来的时候，教会却减轻不了灾难带给人们的痛苦，无法稳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加之教会内部各个阶层的腐化与堕落，使得不少人将瘟疫肆虐、上帝发怒的理由直指教会。在大批人口死亡后，许多财产无人继承，大量的遗赠涌入教会。教会的奢侈与挥霍更加严重，而牧师在瘟疫期间不肯为教徒进行临终圣事，或者收取更高的费用，使得人们对教士的憎恨、对教会的不满进一步加剧了。可见，黑死病使得教会更富有，却也更加不受欢迎。
在这场瘟疫中，教会失去了大批的神职人员，元气大伤，改变了与王权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王权得到了巩固，民族国家势力增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教会提出了挑战。由于教士要照看病人，并为他们举行临终圣事，虽有不少拒绝履行职责、弃职而逃的，但也有奋不顾身、尽职尽责的，所以在有些地方，教士的死亡率较常人要高，而且死去的常常是那些品行高尚的教士。在德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教士死于瘟疫。教士的大量死亡，使得许多教职出现空缺。
根据编年史家亨利·奈顿的一记载，“很多在黑死病中死了妻子的人进入教会。很多人都是文盲，比俗人好不了多少—因为即使他们会阅读，也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在瘟疫之后的年代里，教职人员的素质普遍下滑，因此教会的颓势地位也很难通过他们得到扭转。
从此以后，在政教冲突中，教会多处于守势。加之旧贵族的地位也受到打击，在中世纪与王权分庭抗礼的两大集团都受到重创，各国君王趁机利用渐涨的民族情绪加强集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著作里都有倡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主要力量，基督教大一统的局势一去不复返。教会在思想、政治上的专制地位在黑死病的重创下走向全面衰落。
黑死病的蔓延造成欧洲人口总量急剧下降，这给欧洲经济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劳动力的严重缺乏。据西方学者估计“当时欧洲劳动力减少了25%。”14、15世纪随着人口大量减少而来的劳动力稀缺，带来了农民地位的改善与农奴制的消亡。
黑死病之后，人少地多的状况使农民不再争出高价承租土地，而是向领主要求减低地租和提高劳动报酬。领主们失去了有利地位，便置农民的要求于不顾，不仅用劳工法令来控制农民工资，甚至企图恢复农奴制，结果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他们趁机开展自身解放斗争，广泛的农民运动在西欧爆发了，英国1381年的泰勒起义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伴随着西欧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变。为了尽可能增加收益，西欧庄园领主们也逐渐改变经营模式，凡仍然实行义务劳役制和雇工耕种领主自营地的封建庄园，相继实行租佃制和分益佃耕制，变劳役地租为货币地租。只有在一些商业不发达、本身地少人多、长期实行农业粗放经营或农民力量极其薄弱的地区，农奴制还依然存在。
可见，黑死病打破了人口僵局，造成劳动力的稀缺，这给农民带来了斗争的契机，他们逐渐从领主手中争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
在黑死病流行期间，由于土地无人耕种，粮食减产，谷价上涨得惊人。但黑死病过后，幸存的农民抛弃了产量不高的新开垦土地，集中到内地优质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加上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
然而，由于人口总数的大幅度下降，对粮食的需求减少，一时间出现谷物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谷价严重下跌。农民若继续只进行传统的谷物生产，显然已无利可图。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开始变种植谷物为多种经营，亚麻、啤酒花、水果和蔬菜等作物成为新宠。
谷物向多种经营转变的同时，农业也开始向畜牧业转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黑死病促使欧洲的封建领主逐渐放弃了农业，转而改营商业性畜牧业，自此西欧开始迈入商品经济时代。
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范围较广。这次瘟疫于1894年始自香港，疫情暴发的头一年，死亡人数达2500人，之后2-3年间，每年都有1000人以上死亡。疫情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全世界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人数超过千万。
印度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1898-1918年的20年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此次鼠疫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超过前两次大流行。鼠疫暴发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而令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原本动荡不安的世界更加凄惨。
随着鼠疫杆菌的发现，人类第一次对鼠疫的发病机制有了正确的认识。而抗生素的发明进一步为人类对抗鼠疫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疑似鼠疫患者尽早接受正规的治疗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临床经验表明，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霉素、氟喹诺酮或氯霉素均可以有效地对抗鼠疫杆菌。
如今人们谈及鼠疫，似乎是在诉说着某个上古的神话，抑或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某个怪谈。然而鼠疫实则离我们并不遥远。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只是在狂欢的人群之中无法窥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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