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耻辱这件事，有些人的神经总是特别的脆弱，过不去的情感节点比比皆是，动不动就上升到“国耻”的地步。其中尤以火烧圆明园最为著名，俨然“国耻”的标准，成为控诉侵略者贪婪成性的最有力证据，或是说明“落后就要挨打”的绝佳例证。“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为了掩盖罪证，毁尸灭迹”，[1]成了很多教科书里的标准表述。但很遗憾，这不是史实。出于某些原因，用脸谱化的表达来突出某些刻意要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悲哀。
一、愚蠢的王朝
作为外来的殖民政权，满清以一个十几万人马的小民族，征服上亿人口的大民族，问鼎中原，成功有极大的历史偶然性。在入关之后，从八旗制度的奴隶社会一举跳跃进入华夏成熟的封建文明，跨度太大，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没有转过身来。
一方面他要以华夏正统欺骗笼络汉人，一方面又始终以殖民者、奴隶主的心态防范汉人。联蒙制汉是满清的基本国策，而立国的两百多年，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整个民族都是寄生状态。从心眼里，满清统治阶层是没有所谓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这只不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意淫。所以满清的那种“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的心态让很多人不解。
因为满清深知友邦只是争利，不会夺权，而家奴们一旦造反，那就是要变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满清只能代表一小撮满蒙统治阶层的利益，绝不会代表中国的利益，更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对于普通人而言，连“友邦”都不如。
1842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修理之后，满清被迫签署了打开国门的《南京条约》。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开篇就是讲平等的——“清朝和英国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2]也就是说，那种以上邦大国的姿态装逼格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精明的美国人和法国人当然不甘落后，不费一兵一卒，稍加恐吓，就和吓破胆的满清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美国人比较讲究与时俱进，在《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也就是12年后咱们再商量要不要根据情况改。
事实上这些条约满清并没有完全执行，举个例子，五口通商，按协定洋人可以入城经商定居，但是满清在这方面的小聪明那是比打仗厉害多了，比如两广总督耆英三天两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斗洋人，洋人一问罪，就出来装好人和稀泥，拖到你没脾气。结果洋人实际上还是无法入城。
12年很快就过去了，洋人一看这跟满清打交道到处是坑，满满的套路。看来协议还得细化一下，免得被钻空子，所以想起了《望厦条约》的那个第34条。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这本来并是个比较简单的例行的外交谈判，但是满清天朝上国的梦根本还没醒，满朝文武没人懂国际外交的概念，当时又被太平天国的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所以对英法美的要求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两耳一塞，不管不问。
1856年5月，三国代表先是找到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叶名琛是出了名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干部，“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3]他自我总结的和洋人打交道的有效方式就是一个字：躲！你见不着我，还能谈什么呢。所以对于洋人的要求一概拒绝，甚至连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但这厮私底下又上表给皇帝大吹特吹，说要是洋人要是晃悠到其他地方，就叫他们来找我好了。
见不到叶名琛的洋人只好沿海北上，希望能找到一个说话管用的满清官员谈判。在上海终于找到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吉尔杭阿在皇帝的授意下又把洋人推回广东。这下洋人觉得被戏弄了，不干了，既然你们都踢皮球，我就直接找皇帝去。舰队直奔天津。在天津得到的答复还是回广东找叶名琛。洋人这下怒了。
二、搞笑的战争
很快，洋人在修约问题上的怨气就找到了发泄口。1856年2月，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认为在此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赖是和洪秀全一类的反贼，将其处斩。1856年10月，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亚罗号涉嫌走私，水手被广东水师拘捕。这两件事凑合在一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将计就计，以两个事件为借口，正式开战，以打促谈。美国人和俄国人也表示支持，但不出兵。
12月底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击，一日即攻陷广州，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英法联军随后立即挥师北上。1858年4月，联军2600人抵达天津大沽口，兵临城下。5月攻占大沽炮台，挨揍的满清不得不坐下来乞和，和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最让满清难过的不是开放更多的口岸，赔款或者是允许外国人传教，而是“双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礼，并进驻北京”。满清这么多年以来之所以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其实不是害怕丧权，而是害怕辱国——洋人不行跪拜礼那一套，这见了皇帝不磕头，上邦大国赖以自慰的优越感就彻底崩溃了，让皇帝老儿的脸往哪儿搁？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两句，为什么满清会如此看重这个“跪”字。中原王朝（蒙元不算）由于地理原因，势力范围向西最多也就达到帕米尔高原。在这么个半封闭的环境中，在周边撮尔小国的簇拥之下，产生天朝上国的错觉那是很正常的。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定式，就堂而皇之的成为王朝的尊严，丢不得也丢不起。只有天下一统，绝无国家平等。这种传统外交叫做朝贡外交，和礼尚往来、平起平坐的现代外交是两回事。说白了，就是你承认我是老大，换我的保护和真金白银的施舍。满清承接明朝制度，没有所谓的外交部门，涉外事务是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原来处理朝贡事务的部门完成的。
但这洋人不吃你那一套，坚持要满清按照现代外交的规则来——这些规则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简而言之就是大家平起平坐，谁也别装逼。但在满清看来，不行跪拜礼，开领馆，驻使节等于事实上承认天朝梦碎，把泱泱大国和从前看不起的海外蛮夷们同列，万万不可接受。满清把这种愚昧的坚持上升到了国格的高度，大有宁可亡国不可乱了辈分的意思。
签订了《天津条约》后，1861年迫于形势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但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机构根本没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它只是军机处的下属机构，而且定位是临时性的机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连事业编都不算，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整个都是临时工。由此可见满清对于和洋人打交道的态度。那真是厕所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两次鸦片战争表面上看是商业利益纠葛引发的国家冲突，但本质上都是落后文明和先进文明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你原来压根就不想跟蛮夷平等，被打怕了又想要平等，哪有这种好事？
更大的笑话是，1867年，清政府受邀出使欧美，这就得派代表了，但是天朝的大臣出去从来都是昭告皇恩浩荡，这要以平等之礼出访，这坚持了几十年的面子又完了。结果朝廷想来想去，把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党人之一）请过来，当中国的全权大使！
满清认为，让洋人跟洋人打交道，这下礼节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嘛。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外交故事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蒲安臣虽然是美国人，却真是职业风范，为中国的利益鞠躬尽瘁，据理力争，在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和列强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在英国、法国、普鲁士，蒲安臣全力斡旋，让列强承认“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4]之后，心力憔悴的蒲安臣在出使俄国的过程中病故，君子之风，死而后已。当然，今天的中国历史书是不会有他的。
言归正传。《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规定西方使节就要进驻北京了。少不了要面见皇帝，交换新约。咸丰皇帝一听说洋人使节要进京面圣，愁肠百结，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后来又想在海上换约……总之，就是不想和洋人平等的打交道，免得老脸挂不住。深谙皇帝心思的大臣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你看，又打不过，又不守信用，这帮蠢货焉有不亡之理？
在咸丰指使下，满清把大沽口的航道连夜给堵了，洋人只能弃船上岸。结果上了岸又被一大堆“自发组织”的民团包围，不让道。英法联军一向轻视清军，一怒之下自己清理航道，强行硬闯，结果中了在此等候多时的满清悍将僧格林沁的埋伏，大败而归。只有1200人的英法联军伤亡过半。咸丰自以为高枕无忧了，立马宣布废止《天津条约》。
这次失败让英法两国大怒，回头调兵遣将，纠集了两万多人卷土重来，这回僧格林沁埋伏也不顶用了，1860年8月，联军势如破竹，兵临北京。
三、残杀使节
这一兵临城下，咸丰的豪气顿消，立马乞和。两边在通州谈判。英法派出了以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39人谈判团。本来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1860年9月12日双方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巴夏礼坚持要进京递交国书，而且不行跪拜。满清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认为自己不是皇帝的臣子，坚决拒绝。咸丰听说英法使节坚持要见皇帝，不行跪拜，还要带一千卫兵的要求后，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5]咸丰恶向胆边生，指示僧格林沁抓捕英法使团全部人员，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中国人历来讲“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基本的交战准则，满清悍然扣押谈判使节，引起国际公愤，最后一点道义都站不住脚了。
巴夏礼作为广州领事，在之前的亚罗号事件和广州沦陷过程中已经被满清在内部通报，认为是祸首之一，两广总督黄宗汉就在给咸丰的奏章中说，“……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6]咸丰作为一个自大的蠢货，想当然的认为这次巴夏礼就是联军统帅，“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所谓擒贼先擒王，拿下他联军群龙无首，自然就崩溃了。[7]他给巴夏礼定的罪名是“叛逆罪”——由此也可见辫子民族的可笑，还居然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巴夏礼算是运气好的，他和另外8个人被直接送进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监。其他30个有些在前线直接被杀，剩下的则被关在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直接埋下了圆明园被烧的种子。
巴夏礼被抓的时候问僧格林沁：我们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8]，给予通行安全。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规则呢？僧格林沁给他的回答就是按住他猛磕头。被抓的英法谈判人员遭到了后世电视剧中“满清十大酷刑”的招呼，当日即有被杀的。
英军统帅额尔金闻讯后大怒，在9月14日写给恭亲王奕阅的信函中，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在此之前，绝不议和。[8]
英法联军在得知谈判使团被扣的当天中午即对部署在通州的清军发动了攻势。联军四千人与僧格林沁所部精锐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装备现代的英法联军六千人大败还在冷兵器时代的清军骑兵约三万人。满清此战损失了唯一可依靠蒙古精锐骑兵，再无兵力可以抵抗，被迫再次乞和。之前厚着面皮吹嘘“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灭讨而张挞伐”[9]的咸丰拍屁股一溜，又去承德“狩猎”去了。
这个时候满清才同意放回被抓的巴夏礼等人，但39个人中能回去的只有18个了，这18个已经不成人样，而那些死了的有3个人尸体都找不到。[10]被关在圆明园那拨人下场极其凄惨，双手被捆，整日下跪，三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英国人26人，死了13个；法国人13人，死了7个。《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喂狗之祸，可以说尸骨无存[11]。就这活着的18个本来按照咸丰的意思也是要杀掉，只是因为负责和谈的恭亲王奕阅头脑还算清醒，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压力山大，私自提前将他们放回去了。
英法联军兵不血刃，通过满清出兵专用的安定门进驻北京。英法联军并未像某些人写的一路烧杀掠夺，而是正儿八经的列队入城。当时的北京民众大批在安定门围观，甚至有人叫好欢迎，当带路党。毫无所谓的被占之痛——一个“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朝廷亡就亡了，对老百姓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悲之有呢。
在和满清签署《北京条约》的列强中，出兵的英法得利并不是最大的，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他们借机通过《瑷珲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强迫清政府陆续放弃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主权，中国从此丧失东北的出海口。英法可以说是空得恶名，而沙俄这个恶邻才是真正得了大利益。
四、盗亦有道
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一致认为要从重惩罚满清皇帝这种滥杀使节不讲道义的行为。按照西方通行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国人译为万国公约）[12]，必须予以严厉报复。
法国人先是提议烧紫禁城，但额尔金坚持要烧圆明园。额尔金认为，在进北京前，已经答应满清的乞和请求，北京不再设防，开放永定门由联军代为看管。现在烧人家皇宫，咱们不是跟满清一样，不讲信用了吗？那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呢？
额尔金认为被杀的使节“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13]。也就是说，他认为烧皇宫可能影响城内百姓，烧城外的圆明园，既不会造成人道灾难，又能起到警示作用。
他还解释说“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现出来，作替身了。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皇帝本身，与人民无关。”[14]
1860年10月16日，额尔金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15]
这份大白话的公告写得再明白不过，为了惩罚满清皇帝，故而焚其宫室，和人民无关。如果非要把额尔金定义为侵略者的话，这样心怀仁义，为老百姓着想的侵略者怕是很少见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为老百姓着想的措施，却让额尔金成为当今中国人最恨的侵略者。历史之吊诡，可见一斑。
五、圆明园之劫
额尔金之前发布的公告本来是为了安民，让老百姓不要惊慌，但事实上却成了抢劫指南。大批圆明园附近的中国人知道洋人要焚园后，也趁火打劫，大肆劫掠。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3500人进入圆明园劫掠纵火。圆明园是一座以水景为主题的园林，水的面积占园区一半以上，由于建筑比较分散，所以联军这次纵火并未能全烧，而是挑了圆明园高大上的那些宫殿。所谓“仅焚园外官房”。而且参与放火抢劫的还有大量北京百姓。“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这在清代王湘绮所作笔记《圆明园词》以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均有记载。
晚清汪康年所着《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英法联军抢劫完毕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洋人正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雪中送炭”正是早就备好家伙的周边百姓。可能今天有人会说，愚昧啊，怎么会这么麻木不仁！但回过头来想，这些皇帝的私产留下来就是百姓的了？是当时的群众觉悟低，还是我们今天不能体会那种人民对统治者的切齿之恨？
当时的朝廷官方宣传资料和野史笔记中还有很多把给洋人带路的汉奸行径栽给汉人，也就是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说是他因为父亲之死，对朝廷心怀不满，遂成带路党等。这也是不怎么靠谱的。圆明园那么有名，又那么大，英法联军还在附近跟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干过仗，那还需要人带路？要说带路，恐怕不止几人。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走后，来圆明园淘宝成了北京百姓的时尚，值钱的物品偷光后，又掘地三尺搜寻散落、埋没于土中的金银宝物，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但即便如此，圆明园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并未完全毁坏，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而且被国人劫掠的宝物事后还被朝廷追回了一部分。同治本来还打算修缮一下圆明园，无奈国库穷得不像样子，也就算了。到光绪的时候，圆明园所谓的“四十景”中，陆续有二十多处的主体建筑修缮。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老百姓再次涌入。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
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进一步被蚕食。到1949年的时候，圆明园实际上还有部分湖山水景和遗址地基。但这些最后的遗迹在建国后的大跃进疯狂中被以垦荒之名彻底破坏，大量人口流入园内，大规模地进行平山、填湖、造地、砍树、拆遗址、盖房子活动。更有甚者，还在圆明园内建起了马场、猪厂、鸡场、鸭厂、大型的面包厂、机械修造厂、区供销社的土产部、区级印刷装钉厂、打靶场……仅存的水系和地基全部被破坏，圆明园至此再无补救。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圆明园之殇，起于英法联军之焚，但主要毁于国人之手。百年持续不断的抢夺和蚕食，最终让这个著名的皇家水系园林彻底消失，只剩下几根搬不动的烂柱子诉说沧桑。
六、我们该反思什么
现在一提到火烧圆明园，有人就要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啊”“一定要牢记国耻啊”。是这样的吗？
圆明园充其量是满清统治者的一个私家园林。不要说它中西杂糅的建筑风格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水平，更不要扯什么举世无双。圆明园建筑再好，也是皇帝嫔妃们的寻欢作乐之所；珍宝再多，也是民脂民膏的无耻攫取，和当时的百姓生活毫不相干，和今天痛心疾首的那些愤青们更不相干。它留存到今天，恐怕也不过是少数人的办公场所，或者被高昂的门票所阻隔。它的被毁，是咸丰的国耻，是满清的国耻，是八旗子弟的国耻。和汉人百姓荣辱何干？
其一，满清封锁关外作为退路，视汉民为家奴，骨子里只是把华夏当做寄居之地，这个辫子团体不能代表中国。秦始皇千古一帝，比满清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他修的咸阳宫、阿房宫比圆明园更传奇更伟大，但项羽一把火全烧了。能说烧咸阳宫、阿房宫是国耻？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被烧被毁的园林宫观数不胜数，难道都是国耻？一个政权如果根本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亡则亡矣，毁则毁矣，可叹的是百姓无辜的被牵连，而不是奴隶主的园子被毁。独夫被外来的暴力吊打，那是咎由自取，和什么爱不爱国，民族自豪感毫无瓜葛。
其二，如果火烧圆明园算是耻辱，那么我们从中应该反省的，也绝不是仅仅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丛林逻辑。因为真正导致挨打原因根本不是落后，而是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带来的野蛮、愚昧，不讲平等，出尔反尔，视小聪明为大智慧，不与世界文明接轨的落后价值观。用挨打来掩盖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今的世界和一百年前比，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谓的文明演化，随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法》等一系列国际法的诞生，正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融合着全人类的价值观，此所谓普世价值。拒绝这样的文明，和一百年前满清拒绝开放本质一样，被人排挤、孤立，甚至继续挨打是可以预见的。
圆明园之所以在近代成为不遗余力宣传的国耻，跟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密不可分。但凡西方列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丛林法则的代表，他们的掠夺就是国家落后的根源……这种有意忽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差距的思维数十年来根深蒂固，为篡改历史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史学大家、民国外交家蒋廷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有过这样的评述：“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