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湖北黄冈（现黄州市）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北宋大诗人苏轼受贬于此时，留下了诸多的壮丽诗篇，其中的豪放之作，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绝唱。八百多年后，也是在黄冈一个不起眼的大湾里，走出了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在中国革命波谰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轰轰烈烈的历史角色，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林育英和林育南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先烈。林彪则晚节沦丧，叛国外逃，成为历史的罪人。
王明妄加不实之词 林育南身后蒙冤屈
林育南生于1899年，小林育英2岁，长林彪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便和恽代英相识成为朋友。此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恽代英正在武汉组织互助社，他受恽代英的影响，是互助社的中坚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创办《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直接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当警察前来镇压时，他左冲右突才脱离险境。回到武汉后，他又和恽代英组织学生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1921年7月，他和恽代英等来到林家大湾，在这里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共存社，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
这年秋天，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便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粤汉铁路工人为摆脱贫困而斗争。他用办夜校、工人子弟学校的办法，向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灌输革命的思想。不久，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自此，工人气也壮了，胆也大了，10月11日，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根据他的意见，派代表向铁路当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要求。遭铁路当局蛮横拒绝后，粤汉铁路武长线全线罢工，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全线瘫痪。北洋军阀吴佩孚慌了，立即指令湖北军阀肖耀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以使武长路早日复工通车。
接着，林育南和施洋指导和组织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他为秘书主任。他们还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真报》，这是一份极受工人欢迎的报纸，它对于动员工人、宣传工人、组织工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一直隐蔽在湖北和敌人进行斗争。在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便离开武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主编。三年后，他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省的工人运动。1927年2月5日，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发动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群众如潮般涌向江汉关附近的英国租界，缴了巡捕的枪械，备受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中国人，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却无视血的事实，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多次找李立三谈话，希望能客观、实际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可是，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只得分头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李立三对此较为恼火，多次以组织名义召开会议，对林育南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错误已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错误泛滥，除了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外，还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希望尽早结束李立三错误路线，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次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对大会横加干预，硬性地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并突击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由苏联而来，没有把苏联的好东西学来，反而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带了回来，疯狂地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就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宗派主义的排斥和打击，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调和主义”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目睹过立三错误的危害，王明较之李立三更蛮横、更霸道，并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于是，便决定分二处召开党的会议，以唤起党内同志的觉悟，纠正王明“左”倾错误。11月17日，当他和何孟雄等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被捕是与王明的狭隘心理有关。王明早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布下网，早就知道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无动于衷。有人提出应该营救，王明却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牺牲后，王明毫无悲悯之感，继续向他们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捕后，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陈立夫费尽口舌，劝说他们改变信仰。可是，他们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出色的辩才，把陈立夫驳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便指令就地处决。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强加于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实之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等作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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