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刚好轮到我上班,从台北家中赶到七海官邸,正好是早上7点整。
走进蒋经国的卧房,他向我抱怨浑身都不舒服。我向当天的值班医师姜洪霆作了汇报。姜洪霆快步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询问病情。
蒋经国面带愁苦地说:“今天我浑身都不 舒服,胃尤其不舒服。”姜洪霆不是肠胃科医生,无从判断蒋经国的胃究竟有什么问题,只好开了两颗胃乳片。
蒋经国服下胃乳片几分钟后,还是不停地说:“你们救救我,我还是很不舒服。”我们只有好言安慰。
早晨7点10分,“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来到七海官邸。姜必宁是心脏内科权威,他也没办法为蒋经国的“胃病”作出诊治,只是吩咐护理人员先替蒋经国注射营养针剂。
1月13日是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的日子。蒋经国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今天还得开中常会呢,无论如何我得去主持会议。姜必宁婉言劝道:既然您身体不舒服,不如请一天假,等身体好些,下次再去主持吧。蒋经国迫不得已,只好同意请假一天。
这时,蒋经国对我们说,他躺着很不舒服,想坐轮椅走走。坐上轮椅不过两三分钟,蒋经国又告诉我们,他坐不住,想回床上躺着。我们只好再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床。可是他上床不到两分钟,又吵着要坐轮椅。如此反反复复,总有四五次吧。我在他身边那么些年,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烦躁不安。
到了12点半左右,蒋经国忽然依次问我三个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和蒋孝文在哪儿。无奈当天,除了一个神经有些失常的孝文在跟前,孝字辈没有一个人在他病床边守候。
他吐完最后一口血后,头忽然往右边一歪,断气了!
中午12点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作势要吐。我赶紧拿来了一只不锈钢盆。过了一两秒钟,他“噗”的一声,从嘴巴和鼻孔里喷溅出颜色暗红的鲜血,足足吐了有大半盆。
我吓坏了,赶紧捧着那半盆血,飞快走到姜洪霆那里,告诉他蒋经国情况紧急。他面无表情,急忙走向蒋经国卧房。我问他:“盆里的血要留下来化验吗?”姜洪霆回答:“不用了,你去把它倒掉!”
即使到这个时刻,我潜意识里都还没有料想到13日就是蒋经国的死期。因为,稍早蒋经国除了喊胃不舒服,他的气色根本看不出差到哪里。我怕他冷,为他盖上毛毯。才盖上毛毯不久,蒋经国第二次吐血,这次吐得比较少,但是令我惊骇的是,他吐完最后一口血后,头忽然往右边一歪,断气了!
姜洪霆立刻跳上床铺,半蹲在蒋经国身体的上方,双手压在蒋经国心脏下方急救。护士也奔过来注射强心针,现场乱成一团。姜洪霆做了好久的心肺复苏术,依旧无法让蒋经国活转过来。
当姜洪霆急救时,医护人员紧急联系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但是,当他们悉数赶到时,已无回天之力。
当天下午,蒋孝勇、李登辉、宋楚瑜、郝柏村等人陆续赶抵七海吊丧。宋美龄是那天来得最晚的,直到5点多钟才到。她只是在蒋经国卧房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就直接去了蒋方良的房间。半个小时后,宋美龄走了出来,在大队人马簇拥下,坐车离去。
我清楚地看见,宋美龄的脸上并无哀戚表情,也未掉泪。她和蒋经国名分上是“母子”,可他们之间是一种政治上的利用关系,动不动就朝对方射冷箭。
蒋经国的死,令蒋家王朝就此谢幕。(《周末》 翁元口述 王丰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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