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的巴金与胡耀邦在中南海谈心。
1984年1月，胡耀邦亲临广西边防前线，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复战中“法卡山英雄营”。
1984年1月，胡耀邦亲临广西边防前线，慰问烽火前沿的广大官兵。
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机场（1980年）
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19周年纪念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图为劫后余生的巴金与胡耀邦在中南海谈心。
1984年1月，胡耀邦亲临广西边防前线，慰问烽火前沿的广大官兵，并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复战中树立卓越功勋的“法卡山英雄营”。
1984年1月，胡耀邦亲临广西边防前线，慰问烽火前沿的广大官兵，并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复战中树立卓越功勋的“法卡山英雄营”。
胡耀邦
1915年11月20日至1989年4月15日
籍贯：湖南浏阳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0—1987）。
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
开篇辞
公元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继续；纪念，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继续改革的征程，继续开放的号角，继承那些先驱的胆识、智慧与风范。
缅怀先驱，是死之慰，亦是生之责；缅怀先驱，是重温过往更是开拓未来。
雨霖铃·祭改革先驱
雾雨霏霏，映深南路，谐和万家。改革旌旗扬展，猛回头，阑珊不再。抬眼细数沧海，竟三十冬夏。念悠悠漫远征程，先驱历历海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恩泽千秋言。今晨当思何处，忆峥嵘、血路尤在。此去经年，应是千古好景即设。便更怀先驱风范，当与世人说。
外甥深圳街边卖报
曾维信对深圳充满感恩，是眼前这座梦之城让他实现了祖祖辈辈孜孜以求的———从“村里人”到“城里人”，从“贫穷者”到“富裕者”。而深圳该感激的，除了这些与特区共命运的建设者，还该铭记那些“在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缔造者们。从这个意义来说，曾维信仍旧要感谢那位表面看来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特殊利益的“高官亲戚”。
在很多家人和老乡的记忆中，耀邦有些不近人情。西岭脚下的那处沧桑飘摇之所多少年来未曾有些许的嬗变，他的亲人也多半耕作于斯、劳作于此，“领袖故里”与“领袖亲人”的名号没有给这座满目苍翠的小镇带来惠泽。一开始，乡间四邻对此颇有微词。岁月的流淌让亲友、坊间逐渐理解了耀邦———不是“冷血傲骨莫问亲”，而是“身正行范严律亲”。
胡德资便是个典型。1980年胡德资毕业待分配，当地政府为了照顾“领导家属”，将他安排进岳阳物资局工作，其实也就是招待所的一名工人。胡耀邦听闻此讯，当即大声呵斥其兄长，并丝毫不留情面地将年轻气盛的亲侄“遣送”回乡下务农。胡德资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当上了生产队长。改革开放以后，他利用家乡浏阳“花炮之乡”的优势，辗转武汉开了五年鞭炮门市部，最终回到老家，守着那栋祖宅和自己一手办起的胡家饭店。
三十年间，胡德资到过三次深圳探亲———耀邦的嫡亲外甥曾德盛一家长居于此。这座四海九州群贤毕至的特区之城，不仅胡耀邦参与决策了这里的拓荒之旅，其亲人也在这里亲历并见证了渔村变都市的华丽转身。胡耀邦作为当时邓小平大刀阔斧力倡改革的得力助手，在“深圳特区”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魄力与胆识。
曾德盛老人1998年来到深圳，入住儿子曾维信购置的宅第。曾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曾维信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怀揣“淘金梦”的热血青年一样，1994年只身一人来到特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下海”生涯，职业是“卖报郎”，在笋岗西路西湖宾馆边开了一家旺铺。多年来，他风雨无阻、任劳任怨。曾维信并非不知道耀邦与自己是何关系，其他亲友屡屡受挫的“经验”使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沾点“高官亲戚”的光。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南下打工仔。来深圳后短短几年光景，曾维信便顺利盘下了两个报亭，收益也直线上涨，过上了惬意舒适的小康生活。
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
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
世人赞赏胡耀邦有两大功绩最为卓越、深远：平反冤假错案和全力支持改革开放。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个尘封多时、刚刚探讨“开放”的年代，“特区说”成为保守派们的众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陈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你搞的‘特区’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场景，至今都在叹服其冲天的勇气：“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任仲夷当年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据资料记载，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
到任广东三年后，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来到深圳特区。此时，有关特区的质疑声音正此消彼长，有人叫嚣：“深圳只剩下国旗是红色的。”面对创办初期特区遭遇的种种困惑，胡耀邦在这次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即席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强调，“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曾想在深办实验大学
胡耀邦对深圳还寄予了其他期望。陈树柏，电机工程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美国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学会”院士。多年以后，谈及胡耀邦、谈及深圳，他的心中总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感激中夹杂着遗憾。
改革开放之初，陈树柏在邓小平的直接邀请下回到国内，在看到当时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后，陈树柏提笔写下一份建议书———希望在国内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博采众长，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校名便叫作“中国实验大学”。
1984年夏，胡耀邦在北戴河与陈树柏会面。“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树柏回忆，胡耀邦当年强烈建议”要把‘中国实验大学’的校址选在特区深圳。“
深圳在当时是一个代号：大刀阔斧、锐意创新。陈树柏辞去了自己在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一切职务，跨洋奔波，频繁往返深圳与加利福尼亚。据他回忆，胡耀邦当年为这座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特区大学”考虑得非常仔细，寄予很高希望。“胡先生清楚地算过账，‘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两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而对于陈树柏自身的前途命运，胡耀邦也是考虑良多，在听说他辞去了美国所有任职后，曾建议其谨慎考虑：“最好是留职停薪，留条后路，较为稳妥。”
不过，办一所大学并不简单。由于财力原因，“中国实验大学”的设想寂静地在深圳夭折。但是，陈树柏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后来被国内其他开明的大学采纳吸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树柏认为“也算是事情的最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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