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
又是一个深秋的季节，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万泉河畔一套公寓里，一把坐了30年的藤椅摆放在客厅中央，浅黄色花边坐垫铺在上边，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两边高大的书架像被掏空了肺腑一般，显得空荡荡的。“藏书都捐赠清华大学了，这是艾培的遗愿。”艾培老伴黄浣碧轻声说。
艾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再也不会回来了。5年前，他去世了。我坐在小木圆桌旁，抚摸着温润的桌面说，“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艾培，那时你们住友谊宾馆，就有这张老桌子！见到这些老家什，真像见到了爷爷奶奶。”
黄浣碧笑了。那是1995年2月一个傍晚，《今日中国》杂志编辑老王与我一起去艾培家。进门时，艾培与老伴正在吃饭，小菜两三碟。老两口放下碗筷，起身迎接我们。
艾培是矮个子，体魄敦实，身穿驼色毛衣；头顶的花白头发，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再过两个月，他就八旬高龄了。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何雁同志，你好！”我的右手被一把“铁钳”握住了，温暖而有力，给人以坚定信心。“艾老，您好！”我羞怯地说。“你是南方人。”老人白眉毛下一双蓝眼睛，闪烁着睿智光芒，“我想，你是上海或是周边地区的人。”
我们在沙发落座，艾培自己坐木椅，倚靠在小木圆桌旁。客厅小巧典雅，一排中式木柜雕刻有梅花图案，陈列着中国工艺品。墙上悬挂着刘志丹在陕北的大幅木刻。门楣上，高悬着毛泽东半身石印肖像，纸张已泛黄，“毛泽东”三个遒劲大字清晰可见。那是1944年艾培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亲笔签名赠送给他的。
“那时候还没有何雁同志呢。”老人笑了，我也笑了。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他15岁开始记者生涯，受美国记者斯诺影响，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之后数十年，中国实际上成为他写作的惟一主题。从思想感情上讲，他是一个淳朴的中国人。
艾培说中国话不怎么流畅。听说我学过英文，便鼓励我说英文。望着老人慈祥的面容，我最初的羞怯感竟一扫而空，大胆用英语做了回答。
“老太太，”艾培招呼着老伴。黄浣碧端来茶水，在小木圆桌旁的空椅子上坐下了。“艾培，你写《宋庆龄传》，可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啊。”编辑老王说。“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宋庆龄故居写作。”黄浣碧插话道。
艾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在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那一天夜晚，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示威。宋庆龄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她又勇敢、又漂亮。”2004年11月19日，我最后一次见到艾培，老人深情回忆道，“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5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在香港，宋庆龄邀请艾培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编辑英文出版物，帮助她争取全世界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保盟人数不多，却充满朝气。艾培年龄最小，刚过23岁。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您与妻子邱茉莉应宋庆龄邀请，从纽约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创办。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创刊号设计工作是在中山公园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是1951年夏天来的，1952年底出杂志，当时只有英文版双月刊，北京还没有外文印刷厂，是在上海印刷发行。”艾培回忆说，他与邱茉莉每隔一个月就要到上海看清样，坐火车往返颠簸就是4天4夜。
艾培写作或改稿，十分专注，坐在他不远处，连呼吸声都能听到，空气似乎凝固了。手头工作告一段落，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斗，讲上几个笑话，爽朗笑声经常从他的办公室里“爆发”出来。
“小鸭子赶下水，自己就会游泳。”艾培主张年轻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锻炼。“您讲过，对外报道要从生活入手，用事实说话。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深影响，谢谢您。”我说，“您还讲过，中国开拓新的道路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应该既报喜也报忧，这样才令人信服。”
“对。”艾培答道。怎样才能把对外新闻写“活”？首先是稿件中“见人”，要从人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处理题材，使新闻现场活动着的人“站”出来。“见人”的另一方面，就是“见人情”，以人情叩击读者心弦，才能引起共鸣，从而有利于增进了解与友谊。
艾培说，我们的杂志为宋庆龄创办，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那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杂志进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签字声明要读这个“共党宣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形象。
“我们不必回答每一条谏言，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我们必须突出长处，学会用新颖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开中药铺’，或翻来覆去老一套。”上世纪80年代，艾培策划了“中国人的一天”、“从孩子到老人”等系列报道，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许多国家的读者纷纷来信称赞。
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个冬天。“艾培，我最近去西藏采访收获很大。回来后，都说我一下子老了5岁！”老王呵呵笑着。“那么我老20岁！因为我去了4次！”老人兴奋得要从椅子上蹦起来了。艾培第4次进藏年已七旬，前后历时30年，采访笔记逾百万字，最终写成《西藏的转变》一书。
70多年来，艾培的采访笔记装了好几大木箱。书房里，老式打字机退休了，让位给了现代化电脑。他自嘲，我一坐到电脑前，就有一种感觉：嗨，史前“恐龙”又来追赶现代化了！也许人老了，学新东西速度慢了，电脑也跟我“捣乱”，它替我省时间的同时，也从我这里偷走了时间。
写《宋庆龄传》时，曾有3次写好的材料在修电脑时丢失，艾培长叹一口气：“我要上吊了！”每次，他又打起精神，重新写作。“我70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他花费10年心血，才完成了宋庆龄的嘱托。
艾培与宋庆龄的友谊长达近半个世纪。“文革”动乱曾使他们失去联系，宋庆龄1967年寄出贺年片后，就不知艾培夫妇的下落。实际上，他们受到迫害，无辜被关押5年，直到1973年才得以平反，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他们道歉，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73年6月和9月，宋庆龄写信给艾培夫妇，流露出深厚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以后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宋庆龄在1975年5月给艾培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
人民外交是宋庆龄的主要工作之一，她与许多外国友人的联系长达数十年之久。艾培说：“人民友谊有它的今天，各国人民间的接触正在增长，了解人民友谊的历史与根源有助于建立今天的人民友谊。人民友谊有它的未来，它将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子孙后代去加以发展。”
我从事新闻工作前3年，着重国际友人的采写。艾培提到，当前改革开放，要注意到经济战线方面，有的国际友人帮助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与独立。他把这些国际友人的事迹比作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的种子，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种子，使之发芽、成长、壮大。
“现在每天怎样安排生活？”“我不安排生活，我安排工作。生活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身体还行？”“反正不如以前了，”老人紧握我的手做了一个掰腕子的动作，“你看还有劲吧？”“艾培，你能活100多岁！”“那不一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
2002年艾培因结肠癌住院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勉强支撑着写回忆录，进度很慢，他以惊人毅力，总算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本著作。《见证中国》2004年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3次，年轻读者占了很大比例。
艾培看问题从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来加以考察。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说，“你看我们杂志最近一期，介绍中国百万富翁有多少，好像这是社会一大进步，我看，百万富翁多不多，不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改善多数人民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事情。”他语气加重了，“百万富翁是一个事实，但不是衡量进步的一个事实。”
艾培说，如果宋庆龄还活着，看到中国建设得那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她一定会特别高兴。“但我想，有一件事她一定不高兴，那就是两极分化。”要注重对青年人进行正确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这也是宋庆龄一贯倡导和重视的。“面对问题要看，不要不看。”艾培对我说。
邱茉莉去世后，艾培与黄浣碧结为夫妻。遗憾的是，艾培90岁生日庆典，我没能参加。父亲病重住院手术，命在旦夕，我赶回老家杭州，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个月后，艾培去世消息传来时，我在医院往艾培家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黄浣碧的哭声。失掉相濡以沫20载的老伴，怎么不悲伤！
临走时，黄浣碧往我口袋里装了两个金黄的大柿子，加一瓶自制山楂酱，甜甜嘴、暖暖心。“艾培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了！”她拥抱了我，“你想吃包子，就过来吧。”柿子树的枝头挂满了果实，在夕阳下，闪烁着迷人的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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