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从报纸上先后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谈鲁迅《悼丁君》的诗,文章里边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好像是登在第三版的上半截,很大一块,那个作者是从鲁迅的诗里牵强附会地解释,歪曲了事实。
1978年的7月6日,老顶山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这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了,我就给公社提建议,说是应该开一个正式的会议,在会议上宣布这件事,丁玲也想在会上发个言,表示表示心情。公社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但是我们的关系搞得挺好的,公社党委就同意了我这个意见,过了些日子,7月18日,在嶂头村公社办公室开了一个为丁玲摘帽子的会议,大概有六七个人参加。丁玲发了言,当然是表示感谢了,感谢给她摘了帽子,但是感谢之后又说: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做出相应的结论”。她的意思就是表示,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
大约就是在那同一天,吃完午饭,公社秘书给我们拿来一封信,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来信,写给丁玲的,通过山西省委组织部转来的。信的意思是说,丁玲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以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时住到太原去。〖JP〗本来丁玲我们的想法,是希望以后能够回北京,或者去上海,还是想要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这样相互有个照料,医疗条件也好一些。但是既然要我们去太原,那就先去太原吧。我们就等着,等候上边来通知我们。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好消息,是中央组织部对我们的关心,说明他们还重视丁玲的申述。但是一连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通知我们什么时候去太原。
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当时我们订了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从报纸上先后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谈鲁迅《悼丁君》的诗,文章里边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好像是登在第三版的上半截,很大一块,那个作者是从鲁迅的诗里牵强附会地解释,歪曲了事实。农场里有一个大学生,那也是个呀呀呜的大学生,年纪也大了,还有大队的支部书记,他们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就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这个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常委啊,他要是我的儿子,我还住在你这里?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解释鲁迅的《悼丁君》诗,他的结论是,鲁迅在诗里边痛斥丁玲变节。此外,《解放军报》刊登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词条解释,其中关于丁玲、冯雪峰的注释,仍然沿袭旧说,说成是右派反党集团。我们感到,这几篇文章不是孤立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
此外还有一篇文章,登在《人民文学》第五期上,这篇文章里写道,丁玲这个反党集团和胡风这个反党集团,一个是在解放区,一个是在大后方,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他们是互相呼应的。接着又出现了周扬的“笑谈历史功过”的访问记。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啊,很困难啊,有一些人不同意啊,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印象:有人并不希望我们回到北京。其实我们也并不想回北京,不想再回到文坛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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