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与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顾颉刚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6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博学多才，能阅读英、法、日、俄书籍，操英、法、德三国语言，英语尤为流利。其著述十分丰富，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志》为世界著名科学刊物。单行本有《动物学》、《民国军事近记》、《徐霞客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国官办产业史略》、《外资矿业史资料》等。
近代名人中有很多批判传统中医的精辟文字。至于说坚决不看中医的，绝非丁文江一人。例如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900年，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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